法院不能再命強制道歉？名譽權與不表意自由的最新解讀

「法院真的不能再要求被告公開道歉了嗎？」近年來，隨著憲法判決與司法實務的變動，「強制道歉」這一傳統民事救濟方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。當名譽權的保障與不表意自由產生衝突，法院該如何平衡人性尊嚴與公共利益？本文將透過最新憲法判例與民法規定，深入探討強制道歉的合憲性問題，並帶你理解「不再被迫說出自己不認同的話」，究竟是人權進步還是正義落空？

強制道歉的法律依據與歷史背景

「法院為什麼曾經可以要求被告道歉？」過去，在名譽權受侵害時，法院常引用民法第195條作為強制道歉的依據，視之為回復名譽的一種手段。但這種做法背後的憲法基礎是什麼？民法是否真的賦予法院這樣的裁量權？本節將帶你了解強制道歉的法律起源與發展過程。

民法第195條的適當處分解釋

「法院可以命被告道歉，是有法律依據的嗎？」這是許多人在名譽權受損時的第一個疑問。其實，法院能否命人道歉，主要依據來自民法第195條中的「得為適當處分」這句話。然而，這句簡短的條文，卻在實務上引發極大爭議。

民法第195條雖未明文寫出「強制道歉」，但學理與判決實務曾長期認為，當名譽權受侵害時，法院可依該條作出「回復名譽」的適當措施，包括命被告登報道歉、書面道歉或公開致歉。這些作為被視為民事上的非金錢救濟工具，用以恢復受害人名譽狀態。

然而，「何謂適當」並無明確標準，給予法院相當大的裁量空間。這種模糊性也導致不同案件中適用標準不一，甚至有違反憲法保障之虞。隨著憲法法庭對「不表意自由」的重視提升，法院「命道歉」的做法開始受到挑戰。

根據近年的憲法判決，若法院未經充分審酌個案情形，即以「回復名譽」之名要求當事人發表違背意志的道歉文字，可能侵害其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，違反憲法保障的「人格尊嚴」原則。

強制公開道歉的歷史實務案例

「法院真的曾經判人必須登報道歉？」是的，這樣的判決在過去台灣司法實務中並不罕見。尤其在名譽權案件中，法院曾普遍認為，要求侵權人公開道歉，是回復被害人社會聲譽最直接的手段。然而，這類判決也因此成為後來違憲爭議的引爆點。

舉例而言，早期涉及誹謗或不實陳述的民事案件中，法院經常判決加害人需於報紙或媒體上刊登道歉啟事，內容與格式往往由法院指定，甚至還包含「向原告深感歉意」等語句。此舉旨在「修復」受害人的名譽形象，讓社會大眾知悉該言論已被法院認定為不實或不當。以下為實際判決主文與附件摘錄：

主文：
被告應連帶將如附件所示之道歉啟事登載於○○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）首頁首端「○○○」等文字區塊之右方，以與該網頁首端「○○○」字樣相同之字形及字體連續刊登24小時。

附件1：道歉啟事
本報於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公開散布一篇標題為：「○○○」之報導，帶有對○○集團嚴重貶義及誹謗性質之言論，係未經查證，而並無任何事實根據或基礎，全屬不實指控及虛言。該報導之散布嚴重損害○○集團之形象和名譽，並嚴重損害其商業利益。本報特此鄭重向○○集團衷心及毫無保留之道歉，並對因該報導之散布而產生之所有不便及困擾深表歉意。

不僅如此，有些法院甚至會進一步命加害人在特定公告欄張貼道歉文字：這類做法曾被廣泛視為民法第195條所允許的「非財產上救濟」。

被告應張貼內容為【茲對於本人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上午在○○社區○○第○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公然誹謗○○○，不實指控「○○○○○○」，特公開道歉致意。】之道歉聲明於社區公告欄連續3天。

📌然而，這些歷史判決也暴露出實務上的困境：道歉內容是否真為當事人「內心所願」？若只是形式性的法律強迫，是否反而成為對人格的再次傷害？這些疑問，隨著憲法對表意自由的重新詮釋，成為後來重要的違憲審查依據。

名譽權與回復手段的傳統認定

「名譽被損害，一定要道歉才能補救嗎？」這是許多當事人在遭遇誹謗或人格攻擊時的直覺反應。長久以來，我們對於「回復名譽」的方式有著固定且單一的期待—道歉。但法律上的回復手段，其實遠比道歉更為多元。

根據民法第195條，當人格權受到侵害時，法院可命加害人為「適當處分」，以回復被害人名譽。傳統上，這樣的處分多以「公開道歉」為首選，認為只要加害人表達歉意，受害人就能重新獲得社會認同與心理慰藉。

此外，法院也會視情況命加害人刊登更正聲明、刪除網路內容、發表澄清聲明，或採用金錢賠償、象徵性賠償等替代手段。這些措施的共同目標，是讓社會知道受害人受到的不實指控已經被更正，名譽已獲平反。

不過，這種「以言論對抗言論」的修復觀點，在新近的憲法判決中正逐步被挑戰。因為即使出發點良善，若法院過度介入表達內容與形式，就可能讓「回復名譽」變質為「強迫說出不認同的話」，這違反了不表意自由與人性尊嚴的保障。

釋字第656號對不表意自由的定義

「表達自由大家懂，但『不表達』也需要被保障嗎？」這樣的提問，其實正中釋字第656號解釋的核心。這號解釋首度明確揭示，在言論自由保障下，個人不僅擁有「說出來」的自由，也同樣擁有「不說出口」的權利，這就是所謂的「不表意自由」。

釋字第656號是我國憲法史上首度具體肯認「不表意自由」作為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延伸保障。大法官指出，若國家或法院強制個人發表違背其信念的言語或文字，等同於侵害其思想自由與人格尊嚴。

釋字第656號解釋文：
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後段規定：「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，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，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，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，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。

釋字第656號解釋認為，民法第195條所規定的「公開道歉」制度，原則上是合憲的。只要這項道歉的方式不會讓加害人陷入自我羞辱，或損害其人格尊嚴，就不違反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。

憲判字第2號對強制道歉的合憲判斷

「法院判我道歉，真的合憲嗎？」這個問題在過去可能沒有太多討論空間，但自從憲判字第2號出現後，答案有了重大轉變。這號憲法法庭判決，首度直接針對法院命人公開道歉的做法進行違憲審查，並且明確指出其可能違憲之處。

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主文：
一、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：「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所稱之「適當處分」，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，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之意旨。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，於此範圍內，應予變更。

在這起案件中，憲法法庭認為，法院若命加害人發表公開道歉，實質上等於強迫其發表特定內容，若違背其內心意志，就可能構成對「不表意自由」與「人格尊嚴」的侵害。

📌判決指出，即使是為了保護名譽權這類重要權益，國家仍須遵守憲法所要求的比例原則與必要性檢證。強制公開道歉雖然是回復名譽的一種方式，但是否為「最小侵害」的手段？是否還有其他合憲又有效的替代方案？這些都必須審慎評估。

精神慰撫金與金錢賠償

「如果不能強制對方道歉，那我要怎麼討回公道？」這是許多名譽受損的當事人在面對憲法限縮「強制道歉」手段後的真實困惑。

金錢賠償一直是最常見的民事救濟方式。根據民法第195條第1項，當人格權遭受侵害時，被害人得請求精神慰撫金。此類賠償金雖無法真正「恢復名譽原狀」，卻具有象徵性的撫平效果，也可讓加害人對其行為負起實質責任。

📌名譽的修復，不一定非得透過一句「對不起」。金錢與聲明，或許無法完全還原受損的尊嚴，但它們提供了一種現實而平衡的方式，讓法律既能肯定被害人受到的傷害，也尊重每個人內心的底線。

修復性司法與和解制度的可能性

「難道非得對簿公堂，才能解決名譽糾紛嗎？」當傳統的強制道歉受到憲法限制後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重新思考，是否有其他更柔性、更人性化的方式來處理名譽權的損害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「修復性司法」與「和解制度」成為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。

修復性司法是一種強調對話、理解與修補關係的處理方式。它不是單純追求懲罰，而是讓加害人了解其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，並思考如何負起責任。相對地，被害人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期待，雙方在中立第三方的協助下，找出能夠讓彼此都接受的補償方式。在民事名譽侵權案件中，這樣的機制可能包含：

• 雙方透過調解會議討論「非公開」的表達方式，例如私下致歉信
• 加害人同意做出一定形式的聲明或行為，但非由法院強制命令
• 達成和解協議後，由法院裁定終結訴訟，避免進一步的對抗

此外，司法院亦已建立多項民事調解制度與法院調解程序，提供一個讓雙方在訴訟前、中尋求和平解決的機會。透過這些制度，許多本可能進入漫長訴訟的名譽爭議，得以迅速平息，避免造成更深的傷害與對立。

📌 在名譽受損的痛苦中，您值得擁有的不只是賠償，更是理解與尊重。修復性司法不是讓您退讓，而是讓解決問題的方式更貼近人性。如果您希望事情能平和落幕，又不願放棄尊嚴與權益，也許和解制度正是能幫助您走出傷害、邁向重建的那扇門。

在名譽受損的痛苦與司法救濟的失落感之間，許多人可能會問：「如果對方不願道歉，我的傷害是否就永遠無法平復？」這樣的疑問，我們完全理解。當法院的救濟方式隨著憲法判決而轉變，原本熟悉的正義模樣也開始動搖，讓人倍感無助。

即使「強制道歉」的路被限縮，我們仍有其他方式可以捍衛尊嚴。如果你正因為名譽爭議感到困擾，或對於法律救濟的轉變感到迷惘，請記得，你不需要獨自面對這些不確定。我們願意陪你釐清可能的選項，協助你穩住情緒與權利的重心。